11月30日，備受關注的巴黎氣候大會正式開幕。這次大會上國際社會將對2020后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做出安排。這次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親自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充分彰顯了中國參與全球減排、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責任和擔當。
近年來，通過調整產業結構、節能與提高能效、優化能源結構和增加森林碳匯等方式，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日前舉行的國新辦發布會上披露，2014年全國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同比下降了6.1%，比2010年累計下降了15.8%，截至目前“十二五”規劃要求下降17%的目標已經提前完成。
對于未來的減排義務，今年6月30日，中國政府向《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秘書處提交了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自主貢獻文件，確定了到2030年的自主行動目標，即：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達到峰值并爭取盡早達峰;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20%左右，森林蓄積量比2005年增加45億立方米左右。
無論是過去幾年的減排成就，還是對未來減排的承諾，都體現了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姿態。近年，中國積極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實行嚴格的環境規制政策，為自主減排目標的實現做出了巨大努力。
隨著產業政策的推動以及經濟技術的發展，我國經濟發展進入工業化中后期，對節能減排形成了有利條件。2013年，我國服務業在三次產業結構中占比首次超過制造業。今年前三個季度，我國服務業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達到 51.4%，超過了經濟總量的半壁江山。產業結構的優化有助于單位GDP能耗和排放的顯著降低。而規模效應和技術效應的發揮，特別是節能技術和新能源行業的發展也推動了減排。目前中國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占全球總量的24%，新增裝機占全球增量的42%。中國是世界節能和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國。
嚴格的環境政策規制將污染排放的外部成本內部化，大大推動了市場主體減少排放。2015年起我國實施史上最嚴的環保法，對違法企業可實行按日連續計罰，旨在扭轉“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困境。十八屆五中全會將綠色發展作為發展的五大指導理念之一;同時明確提出，今后將實行環保部門省以下垂直管理，這將減少地方政府對環境執法的不當干預。環保執法的“牙齒”無疑將更加鋒利。
更加值得關注的是，近年來我國不斷推出和完善市場化的減排機制。碳排放交易已在全國七省市試點，全國碳排放交易體系將于2017年啟動。節能合同管理模式等新的節能商業模式在各地推開。近日，高耗能行業能效“領跑者”制度在電解鋁、乙烯等行業落地。這些市場化減排機制的推行，無疑將有利于更好地調動企業減排的積極性，并以更低的成本實現減排目標。
從能耗和排放的強度來看，一個經濟體在工業化前期，能耗的彈性系數會大于1，也就是能耗增幅會高于經濟增速。在2008年以前，我國總體上處于這一階段。而進入工業化中后期后，能耗的彈性系數會小于1，也就是能耗增幅會低于經濟增速。近年，我國單位GDP能耗下降的趨勢已經越來越明顯。2014年，我國單位GDP能耗同比下降4.8%，降幅比上年的3.7%擴大1.1個百分點，創“十二五”以來最好成績。隨著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我國的能耗和排放強度正將進一步下降。
從排放的總量來看，經濟學里有一個環境庫茲涅茨曲線。也就是，當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時候，環境污染的程度較輕，但是隨著人均收入的增加，環境污染由低趨高;當經濟發展到達某個臨界點或稱“拐點”以后，隨著人均收入進一步的增加，受產業結構調整和環境規制加強等影響，環境污染又由高趨低，環境質量逐漸得到改善，污染排放與經濟增長之間就構成了一個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形”曲線，這個曲線被稱為環境庫茲涅茨曲線。一般認為，當一國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的時候，就處于“倒U形”的拐點。而去年我國GDP總量達到10.35萬億美元，人均GDP已經接近1萬美元水平。我國排放總量將有望在2030年甚至更早接近峰值，迎來拐點。
總之，盡管當前中國的環境問題仍然不容樂觀，降低排放、治理污染仍可謂任重道遠，但是中國政府正在以其有效的產業政策和嚴格的環境政策積極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參與全球環境治理，中國所做的努力不應被世界所忽視，中國對未來減排的承諾也不會落空。(黃曉勇)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院長、國際能源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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