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25日，西安交通大學在讀博士生楊寶德溺水身亡。其女友將悲劇歸結于楊寶德“不堪博導周老師奴役”，在社交媒體上發聲追問。2018年1月17日，中國青年報以《寒門博士之死》為題進行報道，引發廣泛關注與議論。
楊寶德生前照片。視覺中國 資料圖
報道中寫到，楊寶德來自湖北農村。研二時，他申請了碩轉博。在沒有博導資格的碩士導師推薦下，楊寶德博士期間換了導師，成為一位周姓教授的學生。但自從換了導師后，楊寶德的科研成果在很大程度上陷入停滯。在科研無果之際，他曾對之前的碩士生導師發長短信，“自從轉了導師，每天都活在痛苦之中，本來性格并不開朗的我開始變得沉默抑郁。本來就不善于與人打交道的我開始變得恨不得每天誰也不見。我不會拒絕人，基本上老師讓我干的所有的合理的不合理的事我都去干了。對于科研我抓不住重點，總在取舍之間搖擺不定。我喜歡幫助人，基本別人開口了需要幫忙的不需要幫忙的我都幫了，這導致我很大一部分時間在做無用功。得到的是我自己的事一事無成。”
除了陪吃飯、擋酒以外，周教授對楊寶德明確提及或暗示的要求還包括：澆花、打掃辦公室、拎包、拿水、去停車場接她、陪她逛超市、陪她去家中裝窗簾等。據楊寶德的家人回憶，有一天早上9點多，他給楊寶德打電話得知，這個村里學歷最高的年輕人，正在導師家做衛生，等會還得把車擦一擦。
楊寶德生前和女友的合影 紅星新聞 圖
目前此事的信息仍很不完整，校方和周姓導師都沒有發聲。死亡畢竟是最極端的選擇，以“奴役”、“壓榨”這樣帶有強烈感情色彩的詞匯進行歸因，很難提供完整、充分的因果鏈條。比如有人就認為，是不是貧寒出身導致楊寶德過于敏感自卑?
逝者已去，他生前的心理活動永遠無法還原。但這并不意味著，這起個案沒有警示意義，不值得做普遍意義和制度層面上的反思。我們為一個青年學子的悲劇而惋惜，更要為他背后更多青年學子的生存困境不平而鳴。
聯想到前不久的北航教授陳小武性騷擾事件，這兩起事件有一定的共性。一個是男導師與女學生，一個是女導師與男學生。巧合中也有必然。
問題的核心癥結都是師生關系的權界不明，公私混淆。老師的手伸得太長，學生卻難以說不。比如，受害者爆料，陳小武曾數次在公眾場合逼已婚的師姐離婚，說出“是你老公還是讀書更重要”、“想讀下去就離婚讓我看到點決心”這樣的話。而聊天記錄顯示，周姓導師也曾干涉楊寶德的戀愛，挑撥他與女友的關系，勸其分手。
婚戀自由談了這么多年，父母、親戚干涉婚戀都已是極大的政治不正確，學校老師卻來指手畫腳，不能不說是咄咄怪事。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在學術圈，導師與學生的力量對比已發展到何等失衡的地步。
“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阿克頓勛爵的名言在學術圈同樣適用。導師可以利用手中權力對異性學生實施性騷擾，也可以讓學生做衛生、擦車、陪逛街、半夜陪聊。像其他領域的權力濫用者一樣，導師不需要留下“逼迫”的證據，學生自會揣摩每句話的深淺。當“不會拒絕人”的楊寶德們遇上使喚人不知節制的導師，他們就會淪入有苦難言的境地。
當然，“奇葩”導師總體來講是少數，爆發激烈沖突的更少。經我與讀博的老同學們交流，大部分人對他們的導師還是滿意的。但是問題在于，“好導師”之所以好，更多源于個人的善良與自覺。“奇葩”導師之所以奇葩，卻是缺乏制度的約束。
比如我一位在法國留學的同學介紹，組里有個學生與導師意見不合，經醫生鑒定，心理狀態不好，必須休息。于是導師不得打擾，工資還要照發，按學生意愿確定答辯時間。對比之下，國內高校對博士生的心理干預卻大都流于空白。博士生面對科研、生活的雙重壓力，心理出現問題是很常見的，我們不能只苛責他們自己不擅長調適。
楊寶德曾給碩士導師發過一條信息，抱怨他的生活現狀。紅星新聞 圖
楊寶德在溺水身亡之前，還有過一次自殺未遂的經歷，這是最令人心痛的情節。當時楊寶德一個人去了秦嶺，喝了隨身攜帶的蟑螂藥，沒死。又從一處山坡滾下去，仍然沒死。他自己說，那天下午被周姓導師批評了很久。而自殺未遂的事，周姓導師后來也得知了。這本是一個危險而寶貴的信號，如果得到重視和有效處置，或許悲劇不會發生。然而，這個信號卻被錯過了。
師生之間的人身依附，超越了正常的教與學關系，是畸形的、有害的。學生承擔了與學業無干的瑣事，當然會影響科研。而導師干預學生的私生活、占據學生的私人時間，也會讓自己無意間背負難以承受的道德重擔。就拿楊寶德事件來說，那位周姓導師之前的所作所為都是作繭自縛，事后怎能輕易撇清?
和諧的師生關系，不能僅依賴導師的自覺自愿，更不能依賴學生的“八面玲瓏”。真正值得信賴的，還是制度。首要的，便是保障學生“用腳投票”的權利，也就是更換導師的權利。楊寶德與導師關系不睦，卻從來沒考慮過換導師，只因為“學院里面很多老師都是同一個學科帶頭人的學生，申請換導師，也沒人敢收。”由此可見學術近親繁殖的弊端。
在現實中，很多學校被人情關系籠罩，換導師成為得罪人的事。學生怕得罪人而不敢提，其他導師怕得罪人而不敢收。這些都禁錮了學生向非正常師生關系說不的空間，壓抑、憤懣的情緒只能在封閉的人際關系中不斷發酵，直到誘發駭人的變故。
從這件事我們可以得到兩個教訓：一、建立學生心理危機預警干預機制已十分迫切，不能通過指責個體“心理脆弱”來替代制度建設;二、師生關系應該回歸學術本位，人身依附、公私不分的狀況不可持續。
本期編輯 邢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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