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圖書咨詢機構“開卷”發布了一份滯銷書數據報告。報告顯示，從 2014年1月到 2017年10月，綜合中國大陸實體店、網店及零售3個渠道數據，年銷售數量小于10本的圖書，占全部圖書品種的45.19%;年銷售數量小于5本的圖書，占全部圖書品種的34.5%。

看上去，這個數字還是很具視覺沖擊力的。將近一半的書，年銷售量不到10本。也就是說，當我們走進書店，在琳瑯滿目、一望無際的書柜中，已經是千挑萬選、披沙揀金之后剩下的了。大量的書連進入消費者視野的機會都沒有，從生產車間直接到了積壓庫房，根本無緣在書架上流連一番。

對于這個數字，自然可以從中得出很多嚴肅解讀，諸如圖書出版大量浪費、國人普遍閱讀水準偏低、市場發育不完善等。這些解讀自然有一定的道理。然而，處于塔尖的產品總歸是少數。以電視劇市場為例，2015年一年拍了1.6萬集國產電視劇，播出8000多集，50%的劇目都難見天日。而在播出的這些劇目里面，80%的收視率達不到0.5%的及格線，淪為炮灰。任何一個市場，總歸是有大量墊在下面的炮灰，圖書市場也未能例外。

更何況，在近些年網絡普及、數字出版的沖擊下，圖書出版中消費市場的屬性已有所淡化，日漸成為一種文化符號。許多圖書的出版，成了一種具有象征意味的文化行為，而非市場行為。

筆者曾收到大學教師相贈的著作一本，其實就是他當年的博士論文。雖然書的版權頁沒寫印數，但據筆者估計，該書的題目就已經如同天書，無論怎么賣力吆喝，行情實在堪憂。類似情況大量存在，無論是為文獻留存出版的學術滯銷書，亦或是為自我欣賞而出版的個人散文集，許多的出書行為早已遠離純粹的利益考量，只要不是花公款替個人埋單，倒也不妨將之納入行為經濟學的研究范疇，視其為個人需求、社會效益、情感偏好、文化習慣等綜合因素疊加的復雜行為模式。

倘若我們執著于數據表述的宏大敘事，將圖書出版套入以成本、收益的典型經濟分析框架，并以此為導向，未必就能得出理想的結論。眾所周知，圖書出版效益較高的種類，不外乎教輔、雞湯、炒股、成功學，倘若圖書市場一股腦全轉向這個領域，執著于消滅年售不超過10本的書，此種景象或許才值得焦慮。

今天我們提倡閱讀，似乎格外重視圖書的銷售量、閱讀量，希望從數字表現上得到社會演進的例證。但是，對一些并不理想的圖書銷售大為敏感，未免過于憂心忡忡了。其實，在今天這個信息時代，紙質閱讀未必就比網絡閱讀帶有更高級的價值意義。我們提倡閱讀型社會，不妨梳理清楚，閱讀的意義是什么?或許是人格的涵養、知識的啟蒙、共識的凝聚。社會所該聚焦的，更當是知識環境是否足夠自由暢達、包容有序，這才是閱讀意義的指向所在。對于個別數字上的“尷尬”，其實倒也不必那么焦慮。(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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