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證實商王朝的存在，催生現代考古學在中國的發展。以殷墟為支點建立起來的中國上古史體系，換成了遺址、文化、古城等一系列新術語、新概念，對農業起源、文明起源、國家進程等人類文明重大課題作出貢獻。
殷墟在甲骨文中被稱為“大邑商”。1928年10月13日，當年繁華的都邑廢棄3000余年后，董作賓帶人在安陽小屯挖下一鏟浮土，拉開了殷墟持續發掘的序幕。90年后，我們隆重紀念殷墟，其原因不僅僅在于它豐富的地下遺存，更因為它證實商王朝的存在，催生現代考古學在中國的發展，并成為世界遺產，讓我們實現了與世界其它文明的對話。
證實商王朝的存在并非易事。2000多年前，司馬遷堅定地寫下《史記·殷本紀》。然而對于這個比自己還早千年的王朝，司馬遷除了記錄王位世次，并無過多描述。當上世紀初疑古派縱橫史學之時，商王朝是否真的存在過，甚至也成了一些人心中的疑問。
1917年，王國維從甲骨文中考釋出商代的“先公先王”，證明司馬遷《殷本紀》的商王世次并非虛構，然而3000年前的商王朝究竟是一個怎樣的社會?我們還是知之甚少。
上世紀30年代，考古學家在殷墟揭露的宮殿宗廟基址、王陵大墓，尤其是1936年臨近收工時偶然遭遇的那一坑埋藏著1.7萬片記錄商王活動的刻辭甲骨，為商王朝的存在提供了堅實證據。1950年以后，發掘繼續，證據延伸。布局嚴謹的“大邑商”逐漸清晰。復雜的路網、超過2000米的人工水渠，以及分布在近側的居民點，勾勒出都邑的繁榮。無數的陶器、青銅器、玉器從居民點和居民點附近的墓葬中清理出來。商王朝從此不再停留在司馬遷的區區三千言，而是可以放心談論的真實歷史。
沒有殷墟，就沒有中國考古學。20世紀20年代初，“古史辨”思潮徹底動搖了傳統史觀。舊的歷史觀被打破之后，中國上古史該怎樣重建?
西方學者在中國的探險和科考活動，將現代西方田野考古學介紹到中國。1921年北京房山周口店的發掘和1926年山西夏縣西陰村的發掘，默默地為考古學在中國落地做著準備。
1928年，隨著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成立，殷墟發掘終于在萬眾期待中登場。殷墟發掘不同于前，首先是選點本身與中國傳統學術相銜接。當時甲骨文已經發現近30年。殷墟作為甲骨文出土地為學術界所知也已經20年，發掘殷墟已經是以金石學為核心的整個學術界的期待。其次，殷墟發掘是中國官方學術機構組織的活動，除第一次發掘者是董作賓外，隨后的發掘由受過現代西方田野考古學訓練的李濟、梁思永主持。第三，殷墟的發掘是連續性的。從1928年開始到1937年全面抗日戰爭爆發，歷史語言研究所在殷墟共實施10次發掘。發掘的連續性，使得田野考古活動廣受關注，學科思想逐漸深入人心。第四，殷墟發掘誕生了真正的考古學方法。1931年，梁思永在后崗確認的“三疊層”，奠定了考古地層學的基礎，李濟倡導的陶器分類法也是對現代考古類型學的有益探索。
殷墟發掘是中國學術界對現代西方田野考古學的主動接受和有計劃實施，鮮明地塑造和影響了中國考古學的性格。
從殷墟出發，由此上溯更早的文明便有了堅實的支點。同樣從殷墟出發，看商文明之后的中國歷史，也可以有更為清醒的認知。面對王陵區層層疊壓的無頭人骨，不寒而栗的祭祀坑，我們才會明白為什么后來的孔子堅持要“復周禮”，而不是“復殷禮”。當然，殷墟也讓中國與世界對話。以殷墟為支點建立起來的中國上古史體系，已經換成了遺址、文化、古城等一系列新術語、新概念。有了這些概念，商王朝、夏王朝才可以與古埃及的中王國、新王國相比較，我們才能真正理解圖坦卡門法老墓的意義;有了這些概念，仰韶文化、龍山文化才可以與兩河流域的歐貝德、烏魯克和古巴比倫對話;有了這些概念，中國才可能對農業起源、文明起源、國家進程等人類文明重大課題作出貢獻。
殷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961年3月，國務院將殷墟列入首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6年，殷墟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名錄，這是國際社會對殷墟價值的普遍認同，也是對包括考古者在內的所有殷墟文化遺產研究者、守護者的肯定。韓國學者金秉模曾受國際古跡理事會(ICOMOS)委托考察殷墟，他對殷墟留下這樣一段評價：“殷墟是最重要的世界遺產之一。殷墟不僅對于中國人意義重大，對全世界人民同樣彌足珍貴”。如今殷墟的考古、研究和保護受到全世界的關注，成為展示中華文明的重要窗口。
從大邑商到世界文化遺產，90年的殷墟考古使我們對商文明的了解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對于這個消逝的王朝，我們也許還要經過相當長時間、還需要幾代人的努力才能更貼近它的真實面貌。(唐際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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