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洋 北京大學藝術學院副院長、教授
【編者按】4月10日，北京大學影視戲劇研究中心微信公眾號（ID：PKU-IFTT）正式上線，中國電影人從此多了一個“兼容并包”、百家爭鳴的高端新媒體發言平臺。本文是該公號4月22日發布的李洋教授的一篇采訪《狙擊手》編劇陳宇的精彩文章，原載于《芭莎電影》，我們刊發出來以饗讀者。
嚴格來說，《狙擊手》只有一場戲。影片在春節期間大張旗鼓地上映，也是悄無聲息開始了一場實驗：這或許是有史以來唯一一部只有一場戲的賀歲片，作者在一些采訪中稱這種實驗為“硬核敘事”。
寫這個劇本的人就是陳宇，他是這兩年電影界突然炙手可熱的人物，坊間盛傳他是講故事的一流高手，著名攝影指導羅攀稱他攝影的、同為陳宇創作的《堅如磐石》是他見過的最好的電影劇本，另一與陳宇合作的知名學者李迅，稱他是中國當下最優秀的電影敘事者。
同時，北大教授的身份也使陳宇有一種“掃地僧”的傳奇色彩。
這可能來源于張藝謀的光芒。作為原著和編劇，這幾年陳宇已經與張藝謀合作了三部電影，《狙擊手》已經上映，《堅如磐石》也早已完成，因為各種原因不能上映，卻已經成為最受關注的未上映作品，在內部場合看過《堅如磐石》，已經成為業界炫耀的某種資本。
第三部電影《滿江紅》馬上開機，據傳投資方對劇本愛不釋手，影片卡司將是天花板級陣容。據了解，二人的第四部電影也在緊鑼密鼓地籌劃。陳宇已然成為張藝謀與張偉平分手后，最密切的搭檔。
張藝謀曾經在各種場合說，自己拍片很快，但是中國電影最缺的就是好劇本，自己總是感覺吃不飽。這幾年，張藝謀導演的作品數量迅速上升，似乎，他在陳宇這里找到了一個優質故事的穩定的源泉。
陳宇喜歡穿白色襯衫，戴一頂Fedora禮帽。他走路時不言語，站定了說話，中氣足，一聽就是個有主見的人。
他認為現在的電影編劇被悉德·菲爾德那套東西帶偏了，好故事是不能只靠已經成功的作品總結出來，這是一種后見之明。
他的方法論來自于戲劇美學原理，“加上自己長達十年之久的面壁式的思考”，他創造了一種自己命名為“敘事動力學”的理論系統。
陳宇認為，與常人的認知相反，創作電影其實是一門高度理性的藝術，我們要做一部什么電影，人物在具體的情境中會怎么選擇、怎么做，情節甚至可以從結果一步一步倒推出來。
這樣的創作觀，與陳宇的教育經歷有關。他從小愛看電影，考大學前就有了主心骨，要做電影。但他給自己安排了一條理性的路徑，像個典型的浙江人。他說，我從不自戀，我認為自己當時的修為還不足以拍出什么有價值的東西給人看，應該先有人文基礎，有了思考再去拍電影。
陳宇給自己的路徑是，先去讀歷史學本科，本科畢業后去讀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碩士，之后進入電影界。他精準地完成了這個計劃，卻沒想到遇見中國電影產業的最低谷。他開啟了自己的第二輪戰役，去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讀博士，繼續深造，畢業后進入北京大學彼時正在創建的藝術學院，同時展開研究和創作，他再次完成了自己的目標，這使他擁有電影界少有多重名校的背景，以及創作者和學者的雙重身份。
“真的不是凡爾賽：我不是一個值得學習的例子。”陳宇今天常常這樣勸那些希望仿效他路徑的后輩學子們。
他說，第一，時代不同了，社會已經很難給年輕人如他當年那樣的寬容度，既作學者，又作創作者，這很難做到了。今天要想混出頭，必須在一個點上把這個游戲“打穿”。其次，不要給自己魚與熊掌兼得的幻想，也不要給自己退路，這樣很難做到最好。
陳宇認為自己當初如果把全副精力朝一個方向努力，可能會比現在更有成績。所以，以四十歲為分界，之前他用理性做加法，之后，他一直在做減法。
這種“做減法”的態度，讓陳宇的作品呈現出特殊的樣貌。
與《長津湖》《水門橋》相比，《狙擊手》是完全不同的戰爭片，它用一場兩邊加起來不足二十人的戰斗，來反映整個抗美援朝戰爭，這是中國戰爭片中最具實驗性的電影。
但同時，他又是屬于大眾的，《狙擊手》充滿了高度緊張的劇情，整個故事劍拔弩張，劇力萬鈞。在這個臨時的“戰爭劇場”里，每一寸進退、每一場死亡都綻放出強烈的意義。影片放棄了明星，讓扣人心弦的情節成為獨一無二的主角。
這種實驗性的劇作模式在商業類型片中是非常罕見的。陳宇卻信心十足，他說敘事工作的本質是一種“動力學系統”，敘事的本質是一個力學問題，發動機不是別的，就是觀眾想知道什么、觀眾希望看到什么、觀眾怎樣獲得情感的滿足。
好的劇作是從觀眾內心啟動強大的動力，這依靠對敘事信息的精確籌劃。“敘事就是信息的控制，什么時候，把什么信息給觀眾。同樣的信息，在這個時刻給你一部分，另一部分我先藏著。”
陳宇像一個力學的工程師那樣去講述《狙擊手》這個單細胞故事，他堅信好電影的本質在于劇作結構和人物這個受力點的準確性。“從某種角度看，好的類型片劇本是可以推演的，它像建筑一樣有著精準的用途、結構和支點。”
陳宇劇如其人，他說話不拐彎抹角，很少委曲求全，但心里敞亮，活得明白。在北大教書，讓他時常從喧囂抽身而出，躲進靜謐的燕園，潛心思考創作真義。
他從不會順著學生說話，批評學生的做作毫不客氣。同學小心翼翼寫的故事，經常被陳宇批得無地自容，可當學生們拿出好作品，他也毫不吝嗇地贊美。他有許多張與同學們的合影，一張張青春的笑臉圍著他，他已鬢角斑白。
學生們都有一顆當藝術家的心，但陳宇認定自己的職責，不是培養大師，“是不是拍出驚世駭俗的大師級作品，那是你的造化，而我的職能，是教給學生理論和手藝，在影視行業里體面地吃一口飯。”
陳宇擔任監制指導的MFA畢業作品，連年獲得北京大學藝術學院學院獎最佳影片，他自己導演的北京大學宣傳片《星空日記》，在互聯網上和朋友圈里也得到過現象級的傳播。
他講了一件事兒，有一次上課，課堂間隙一個學生來找。學生說自己是今年新入學北大的物理系博士，他說自己高考期間，《星空日記》一直是激勵自己的精神動力，最苦的時候就翻出來看一遍，他發誓要考上北大，最終卻沒能考上，去了南京的一所高校。考碩士研究生的時候，這個學生再次以這個片子作為自己考上北大的力量源泉，結果他又沒考上，去了上海交大。今年考博士，他終于圓夢，來到了北大。開學第一件事，學生鄭重地來找到陳宇表示感謝，留下一些從家鄉帶來的青棗作為禮物。
陳宇說：“這聽起來很像《讀者文摘》，但的確是真的，旁邊還有很多其他學生都聽到了。那是我做電影以來，最有成就感的時刻。”
直接、簡潔、果斷，這不僅是陳宇敘事的特點，也是他做事的風格。當年他收到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的研究生錄取通知書，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去學校對面的廣告公司，他找到總經理說：“我要拍電視廣告。”
對方像看瘋子一樣看著他：“憑什么？”陳宇把通知書遞到經理的手里：“這個你見過嗎？我想憑這個在這兒拍廣告，兩個月，賺去上學的錢。”經理還真沒見過這種通知書，眾員工傳看了一番，當天就給他一條廣告拍，就這樣，陳宇靠錄取通知書賺了人生第一筆片酬，1500元人民幣。
在北電的學習非常緊張，陳宇聽謝飛、鄭洞天等名師的課程，每天拉片看電影，三年里，他雖然經濟極其拮據，但沒有出去干一個活兒。
高強度的課程和訓練，讓陳宇充分掌握了電影制作過程。之后，他覺得自己還是不懂怎么寫劇本，又考上了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讀博士。
剛進中戲時，陳宇還很狂。他認為在北電學電影的，前衛洋氣，中戲研究古典戲劇，很土。當他見識了契訶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嫡傳弟子在中戲的課和著作，立時羞愧萬分，沉下心來，對什么是戲劇有了脫胎換骨的認識。按照導師、著名戲劇導演曹其敬的指導，乖乖把中戲圖書館里經典劇本選，進行逐字逐句地精讀。
中戲博士階段的學習背景，和后續長達十年的思考和沉淀，讓陳宇成為電影界少有的在理論思考上打通了電影和戲劇之間藩籬的人，他認為自己找到了二者的共同基因——敘事原理。
“電影是二十世紀流行文化的火車頭，但戲劇有兩千五百年的歷史，更為硬核，更酷。我的偶像不是奧遜·威爾斯這樣的電影天才，是亞里士多德。”陳宇說。
除了電影，陳宇狂熱地喜愛西方古典音樂，他說自己對音樂的關注或許比電影的關注還多。從小家里就有音響，聽打口帶和黑膠唱片，對音樂有獨特的親密感。
“生活里不能沒有音樂，從巴洛克風格到爵士樂，我都會在其中得到情感力量。”他堅信音樂對敘事思維有巨大的影響，“有時候整個劇作的結構就是一個音樂結構。”他曾用賦格的結構寫過一部電視電影。“音樂這種藝術形式，對我的電影敘事產生了最重要的啟發，因為它們都屬于時間性藝術。”
因為熟悉音樂，陳宇把曹永旭介紹給張藝謀。曹永旭是韓國最著名電影作曲家之一，為許多韓國經典電影如《老男孩》、《新世界》作曲，他給《堅如磐石》創作的配樂讓張藝謀非常滿意，馬上又合作了《懸崖之上》。
陳宇強調劇作原理，強調編劇是一項理性工作，而往往這樣做的人，是那些認識到感性的強大，以及克服感性是有多么困難的人，就像冷酷的人往往毫無理由地捍衛一些單純的東西。
他養了一條黃白色的拉布拉多犬，這條狗性格樸實憨厚，不爭不搶，方頭方腦，沉默內斂。“每當看到他，我就想起自己最愛的作曲家巴赫的那張肖像。”所以，陳宇給它起名為巴哈。
在樓房里養拉布拉多這種大狗，容易被人投訴，警察就會來處理。陳宇在北京城搬了五次家，每一次搬家都是為了巴哈。他說：“對我來說，它就是一種天使般的存在，它有人性中一切美好的東西，卻絲毫沒有我們每個人身上都存在的那些心靈的缺陷。”
12歲時，巴哈得了腫瘤，醫生說無力回天，讓安樂死，陳宇不干，竭盡積蓄，花了十多萬元給他做手術治療。他覺得最對不起巴哈的地方，就是沒給它找一個媳婦，也沒帶它住過一個帶院子的房子，能夠讓他有更大的地方自由奔跑。
陳宇決定在巴哈臨死前，無論如何也要換一個帶院子的房子。當他以近乎瘋狂的方式賣房、貸款、買房，費盡周折，把一切手續辦好可以住進去的時候，巴哈卻終于沒有趕上。
陳宇搬進新房的第一件事，是在院子里種了一棵樹，把巴哈的骨灰埋在那棵樹下。
他說：“在人生中，你很難找到一個事物，無論是人還是物，你能跟它產生這樣真摯、深刻的情感關聯。基本上在人世間的時間越長，你就越會覺得這個東西的可貴。埋下巴哈的時候，那是這樣一種時刻，我們每一個普通人，在這一時刻能體會到生命中深刻的情感，我會永遠記得。”
陳宇骨子里還是一個柔軟感性的人。“人內在的驅動，一定是感性的。對我來講，甚至是浪漫主義的。但是抵達的方法和方式，是理性的。我跟我的女兒講，如果你想寫東西，你的驅動力一定是來自于你內在的一種說不清的情感驅動，但是你寫作的方法，恐怕要倒過來，你需要理性地工作。”
把感性和理性的邊界看清楚，才能活明白。陳宇創作和生活就是這樣結合的。“我的觀念是，如果你想要以做電影為職業，千萬不要以’成為張藝謀’為目標，那樣，當你達不成這種小概率結果，你會得到一個遺憾的人生。相反，如果你只要每天做電影這件事兒，你就特高興，哪怕成不了張藝謀，就是電影界的一個體面的工作者，這樣的你，應該走上電影的路，你永遠不會后悔自己的職業選擇。”
“至于我本人，我做過編劇，做過導演；我在創作，也在研究；我從電影和戲劇中同時汲取營養，但我不是一個’破壁人’，我視自己為一個敘事者，一個專業講故事的人，我在其中獲得生命的樂趣。”陳宇說。
除了聽音樂，陳宇最大的愛好是電子游戲。從紅白機時代，陳宇就是游戲玩家，從主機游戲到電腦游戲，他什么游戲都玩。《狙擊手》里也能看到CS和搶灘登陸戰的影子。
工作越來越忙，現在他有時間會玩玩微軟模擬飛行，這是一個技術性很高的模擬飛行游戲，玩家可以選擇喜歡的機型和航線，游戲聯網后可以模擬航線上實時的地景和氣象。
這讓我想起了法國哲學家埃德加·莫蘭（Edgar Morin）曾做的一個比較，他把飛機與電影放在一起，這兩個幾乎同時誕生的機器，都體現了現代科技的成果，卻有著截然不同的命運。
飛機的發明來自于人類對自由的古老想象，克服引力，飛上藍天。而電影則誕生于實驗室，發明電影的動力是為了記錄我們司空見慣的日常生活。但飛機最終成就了航空業，電影的發明卻開啟了人類文明中最有想象力的視聽紀元。
陳宇恰好處在二者之間，源于狂想的沖動需要精確、克制的操作才能成功，這好比飛行，而從平淡的現實出發才能實現超越的圓滿，這就是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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