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批作曲家是至今都無法被超越的“作曲系神話”。上世紀80年代，劉索拉根據同班同學的故事演繹而成的小說《你別無選擇》曾轟動全國，現在，他們不僅是中國作曲界的中流砥柱，還名揚世界，讓世界關注中國音樂的力量。改革開放改變了他們的命運，也改變了中國音樂界的走向。
入學鄧小平特批同意擴招
那是1978年4月，如今已是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主任的郭文景來到北京報到，他發現和自己同年入學作曲系的同學，遠不止當初發表在《人民日報》的招生公告上公布的“10人”，而是擴招到了30人。
時間回到1977年秋，那是中央音樂學院恢復高考后的首次招生。按照招生規則，作曲系只招收10名學生。可招生過程中，老師們發現報考學生的數量和質量遠超預料，其中不乏大量人才。李春光、左因等幾位老師激動不已，一起給鄧小平同志寫了一封信，信上說“素質好、有音樂才能、有培養前途的青少年成批涌現”，“能否不受目前名額限制”，允許作曲系擴招。
這些，都是郭文景入學后才聽說的。他還聽說，在建議信送上去后僅僅兩天，鄧小平就批示，建議“予以支持”。“不過突然擴招，學校無法一下容納這么多學生，等到我們正式入學時已經是1978年4月了。”在那個春意盎然的季節里，郭文景和陳其鋼、葉小綱、譚盾、瞿小松、劉索拉、周龍等30人成為同窗，這一級也成了中央音樂學院歷史上獨一無二的77、78級。
一切是那么欣喜。郭文景回憶，同學們各有不同的經歷，每個人身上都有獨特的印記。
現在已是中國音樂家協會主席的葉小綱，入學前曾做過6年工人，白天當鉗工，晚上練鋼琴。后來為《英雄》《臥虎藏龍》等電影創作音樂的譚盾，高考時就自帶傳奇色彩，他拿著一把少了一根弦的小提琴，拉了一首自己創作的曲子。陳其鋼出身于藝術家庭，早年在中央音樂學院附中接受過專業音樂教育，在同時拿到管弦系第1名和作曲系第12名的通知書時，他毅然選擇了后者……
很快，這一級學生就表現出了他們的與眾不同。
改革開放前，作曲系接受的是典型的前蘇聯式教育，可在入學兩年后的一次作品匯報會上，郭文景、瞿小松、葉小綱就拿出了帶有現代音樂風格的作品。“他們呈現出了與教學系統并不相同的聲音，一下轟動全校。”在劉索拉的記憶里，現代音樂在當時還沒有得到廣泛認可，他們三個人的早期風格卻已有跡可循。
改革開放加快了中外文化交流。1980年，劍橋大學教授、作曲家亞歷山大·格爾受邀來到中央音樂學院上了幾個星期的課。近40年后的今天，格爾的到來還被郭文景、陳其鋼等作曲家反復提及。“當時不少學生對現代音樂流派一無所知，是他第一次給我們系統介紹了這些內容，同學們聽得如癡如醉。”郭文景說，再后來，日韓、歐美等不少國家的大牌音樂家都到學校講學，大家的眼界也越來越寬闊。
畢業拉贊助辦作品音樂會
77、78級作曲系學制為5年，一晃5年過去，這批年輕人該畢業了。而當時在社會力量的幫助下舉辦個人作品音樂會，成為他們到現在都津津樂道的一個故事。
“說是拉贊助，其實特別有趣。”劉索拉回憶起瞿小松辦音樂會的故事，總忍不住笑。為了幫助瞿小松，劉索拉和她的朋友們一起想辦法，像模像樣地組織起了“基金籌劃辦公室”，“我們想呼吁社會給作曲家幫助，就擬了一個單子，在上面一個一個簽字，希望引起更多人的關注。”當時他們都是笑著簽字，“心里想我們‘玩兒’一個，看能不能成。”
事情聽起來有點兒不可思議，卻充滿了上世紀80年代文藝界特有的激情，尤其是在1985年劉索拉的小說《你別無選擇》發表后，社會各界對中央音樂學院和作曲系的學生充滿了興趣。作家阿城，電影導演陳凱歌、田壯壯等聽說后，都在這張單子上簽了字。“后來攝影家鮑昆知道了，拎著兩萬塊錢就從深圳來了。”劉索拉說，鮑昆當時正在深圳做生意，“他拿了兩萬塊錢回來，往桌子上‘啪’一拍，瞿小松的音樂會就開成了。”
其他同學也各顯神通，音樂會一場一場地辦了起來。他們都感覺到，無論是當時剛下海的企業家，還是轉變經營體制的老牌單位，都愿意出資幫助初出茅廬的學生們，藝術院團也愿意演奏新人的作品。
郭文景拉來的資助就相當豐厚，“那時候重慶人民廣播電臺成立了一個自主經營的音像出版社，當時出流行音樂磁帶的生意好得不得了，他們愿意拿出一筆錢給我。”于是，他的音樂會請來了聲名赫赫的原中央樂團(中國國家交響樂團前身)和原中央樂團合唱團，著名指揮家韓中杰為他執棒。
這些音樂會引發了極大關注。陳其鋼回憶，那時的他只是個普通的學生，“但各個音樂學院的院長，還有音樂界的前輩，都來聽我的音樂會。”劉索拉則記得，好幾場畢業音樂會的票不僅全賣光，開演前還有人在北京音樂廳外賣黃牛票，就像今天的人們在搶流行演唱會的門票，“像我們這種前衛的、先鋒的古典音樂會能火到這個地步，在中國沒有發生過，在國外也很少發生，但在我們班的同學身上都發生了。”
揚名一臺音樂會轟動西方
對郭文景、陳其鋼、譚盾、瞿小松來說，1991年應該是他們不會忘記的年份。那一年，荷蘭新音樂團在阿姆斯特丹舉辦了一場名為“天堂之路”的新音樂會，演奏了莫五平、許舒亞、郭文景、陳其鋼、譚盾、瞿小松、何訓田七位中國作曲家的作品，一下轟動世界。
兩年后，荷蘭導演ElineFlipse為莫五平、郭文景、陳其鋼、譚盾、瞿小松五位作曲家拍攝了紀錄片《驚雷》。片中展現的作曲家風格各異，郭文景奔放狂野，陳其鋼平和儒雅，譚盾在湖南鄉間的道觀中研究吟唱，瞿小松則強調寫作的自由。從“驚雷”這個名字就能看出，他們張揚的個性和特色鮮明的曲風，給音樂界帶來巨大震動，世界真切感受到了來自中國的新音樂的力量。
畢業時，這批作曲家中的大多數人選擇出國深造，異鄉的奮斗生涯各有各的艱辛，但在藝術上他們殊途同歸：重新發現了自己骨子里的中國烙印。
1984年，遠赴法國讀書的陳其鋼成為現代音樂大師梅西安的學生。梅西安告訴他：“做你自己的音樂，做你自己內心感受到的音樂。”也是從那時起，身處異國他鄉的陳其鋼，常常會想起小時候聽過的京劇，回想起朗朗上口的古典詩詞。
“我們在音樂學院讀書時沒人會想到用這些，格爾來的時候，我們是崇拜西洋的，根本沒想過我們身后還有這么多豐富的遺產。”陳其鋼坦承，正是在出國后，這些早已浸潤骨髓的傳統文化元素反復出現，他后來的作品《逝去的時光》《水調歌頭》《五行》《蝶戀花》等，都帶有鮮明的中國味道。
旅居歐洲又輾轉美國的劉索拉，與陳其鋼有相似的感受，盡管她與其他作曲家走的路并不相同。畢業后，她投身于搖滾樂、藍調及人聲音樂的創作，“我當時特別喜歡藍調，小時候學過的中國傳統音樂一下子翻了上來，我發現古代戲曲里的低聲演唱和哭腔其實都是藍調的手法。”中國古代音樂特有的思維方式帶著她打破了很多界限，“中國音樂里什么都有。”
1993年，身在西方的劉索拉推出專輯《藍調在東方》，大鼓、京劇念白和民樂琵琶都被賦予了新的表現力。2003年，她成立“劉索拉與朋友們”樂隊，樂隊以中國打擊樂、中國彈撥樂、吉他、鍵盤及人聲為主導，在民族藝術及人聲藝術領域跨界探索。
并非出國才能被世界發現，郭文景就選擇留在國內。眾所周知，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國內古典音樂市場受流行音樂的沖擊，出現過一段時間的低迷。這時候的郭文景為《棋王》《南行記》《千里走單騎》《陽光燦爛的日子》等多部影片譜寫了音樂，“影視音樂在某種程度上救了我，它們讓我保持作曲狀態，多樣化的要求又鍛煉了我的創作能力。”而在嚴肅音樂領域，郭文景不斷收到海外邀約，1994年起，他的歌劇《狂人日記》《夜宴》等陸續在國外首演，他也被稱為唯一一位未在海外居住，但贏得了海外聲譽的中國作曲家。
歸來推動中國音樂繼續前行
今年4月正值77、78級作曲系學生入學40周年，一部分同學相約回到了他們熟悉的鮑家街43號中央音樂學院，身在母校任教的郭文景欣然作陪。
說起改革開放以來國內音樂行業的變化，郭文景連連感嘆：“現在北京的文化生活和歐美繁榮大都市差不多，說實話，這是我幾十年前真沒想到的。”
“上世紀90年代，人們出國變得容易了，那時候大家津津樂道的是出國看了什么演出和歌劇。”郭文景回憶，“到了1998年，指揮家余隆創辦了北京國際音樂節，原來那些只能去國外看的演出來到了中國。2007年國家大劇院建成了，2008年北京又舉辦了奧運會，從此之后，世界上的精彩演出來京變成了常態。”
隨著新世紀到來，多年在國外留學和工作的作曲家也紛紛回國，譚盾回國上演的音樂會越來越多，劉索拉也把成立15年的“劉索拉與朋友們”樂隊帶回國內，進行巡演。在保持旺盛創作精力的同時，他們憑借自己的獨特風格，為發展中國音樂貢獻著力量。
陳其鋼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位，他早年就名噪海外，但真正被國人熟知，是在擔任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音樂總監并創作主題曲《我和你》之后。也是在這之后，他接到國內機構或樂團委約創作的邀約越來越多了。
“在國外，很多年輕作曲家是靠知名藝術機構和政府的委約維持創作的，但是國內在這方面還不完善，這也導致很多年輕作曲家沒有被發現。”陳其鋼反思著當代中國的音樂創作環境。
為了給國內的青年作曲家建立一個長期而穩定的創作機制，2011年，陳其鋼與國家大劇院共同促成“青年作曲家計劃”，陳其鋼擔任首席評審專家，至今已舉辦四期。國家大劇院作為主辦平臺，聘請國際權威的評審團體和高水準的演奏團體，讓年輕作曲家的作品有更多機會被演奏。
“這是一個幾乎沒有回報的項目，但是非常有必要堅持下去。”陳其鋼說，國家大劇院要負責整理年輕作曲家投稿的資料，組織評審，再從演出經費中撥出費用，拿出場地，還要跟國外的樂團談條件進行演出。而他自己身為評委，也覺得有責任肩負起挖掘新人的重任，“年輕人的作品不一定成熟，但我們不能急功近利，甚至不要求馬上出成果，而是堅持提高質量，往積極的方向去推動。”
陳其鋼說出的又何嘗不是77、78級其他作曲家心中的想法。40年來，正是他們，在各自的音樂領域，以自己的方式推動著中國音樂事業向前發展。(韓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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